“获得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国际奖项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，坦率地说，这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”，Cochrane的2017年获奖者;大卫·亨利(教授;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实证实践研究中心)

威廉(比尔)西尔弗曼(1924-2004)是美国新生儿医学的创始人之一。他曾多次被授予该领域的先驱者称号;然而，他经常在同事之间引起一些矛盾的反应，因为他习惯于提出令人不安的问题，关于他和他们的实践的科学基础和伦理。像许多帮助建立Cochrane的人一样，比尔·西尔弗曼可以被视为一个“麻烦制造者”。然而，正如他经常重申的那样，批评是一种惹麻烦的形式，有助于推动进步。此外，批评不应仅限于审查别人的工作，还应包括自我批评。

每年科克伦都会颁发一个奖项来表彰比尔·西尔弗曼的杰出工作。它每年提供一次，并明确承认Cochrane的批评价值，以帮助改进其工作，从而实现其目的，即通过提供医疗干预效果的最佳证据，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医疗保健决定。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邦德大学(Bond University of the Gold Coast)循证实践研究中心教授戴维·亨利(David Henry)是2017年比尔·西尔弗曼奖的获得者。

大卫想要分享是什么让他决定参加这个著名的科克伦奖。
在个人层面上，我从早期就断断续续地参与了科克伦协作会(Cochrane Collaboration)，那是在伊恩·查尔莫斯(Iain Chalmers)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后。我做了几次评论，但我在方法开发方面并不活跃。我最初对为非随机干预研究开发偏见风险工具的做法持怀疑态度，但被布里斯托尔的斯特恩、希金斯和里夫斯(Sterne, Higgins and Reaves)的无情方法说服了。由于参与了ROBINS-I仪器的开发，我很想知道该工具的应用是否会对我自己的领域(药物流行病学)的系统评价结果产生影响。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小团队做了这项工作，在这个过程很晚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团队指出，这项工作符合比尔·西尔弗曼奖的标准，所以我们提交了论文。

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决定参加这个奖项的原因和过程吗?
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的主题很重要，而且研究得不够充分。越来越多的观察性研究被纳入Cochrane综述，而在ROBINS-I之前，对于如何评估成分研究中的偏倚风险，甚至是否重要，还没有达成共识。新的Cochrane ROB工具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以确定基于偏倚风险排除研究是否改变了综述的发现。比尔·西尔弗曼奖是吸引人们注意这项工作的理想手段。两名学生领导了这项工作，我们知道，获奖将对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产生真正的影响。

获胜的感觉如何?这个奖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?
我特别高兴的是两个学生，Anja Bilandzic和Tiffany Fitzpatrick，他们做了大部分工作。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奖项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，坦率地说，这对职业发展很重要。我还必须承认，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，简历已经变得相当陈旧了。所以,是的;与其他枯燥的内容相比，这样的奖励是受欢迎的!

获奖的影响是什么?
它促进了这两名学生的事业发展。安雅现在是加拿大卫生部的流行病学家，蒂芙尼已经注册攻读博士学位，并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。我们非常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予我们获得比尔·西尔弗曼奖的殊荣，我期待着帮助评审本年度的申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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